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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被贬黄州后过着怎样的生活?他有多乐观?

苏轼,号东坡居士,世称苏东坡,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,在诗词书画等各方面都取得很高的成就,是豪放派代表人物,是唐宋八大家之一,是个集官僚、文士、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。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。

苏轼一生风雨飘摇,他本是北宋文坛的领袖,可是问题偏偏就出在他的文士身份上,他与变法派不和,自请外任离开朝堂,几番改任后,在湖州任内写了《湖州谢上表》,措辞激烈,语气愤懑。正是这篇文章成了政敌手中的把柄,他们罗织罪名,造出了一桩“乌台诗案”,苏轼的人生从此陷入低谷。

苏轼的出身乃文学世家,父亲苏洵是唐宋八大家之一,母亲程夫人也是富有文化素养的女子,她对苏轼兄弟俩细心教导,苏轼自幼天资聪颖,年纪轻轻就进士及第。他饱读诗书,年少成名,可以说是春风得意、英姿勃发的杰出少年。更何况这位英杰还胸存大志,“奋力有当世志”,积极参与朝廷的各种政事,希望为国尽忠。

然而很快他就发现朝堂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地方,这里政见不同就势如水火,党派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让这个敏锐的文人意识到不妙,便及早抽身离去,远离了京城这个是非之地。在密州任职时,他身先士卒,带领军民抵抗蝗灾;在徐州执政时,他又身先士卒地站在抗洪救灾的第一线,将灾民的损失降到最小,除此之外,在当地的教育问题上,苏轼亦是亲力亲为教化百姓,把兼济天下的文人理想贯彻到底。

可是政敌并没有放过他,元丰二年(1079),他因“文字毁谤君相”的罪名锒铛入狱,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打击是巨大的,他虽然没有被判死刑,但心灰意冷之下,从此绝了“致君尧舜,此事何难”的致仕念头,对政事再无念想。

谪居黄州初期,面对残酷的现实,他一度陷入失魂落魄的绝望处境。造福苍生的愿望幻灭了,既然不能“平天下”,那就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,先从“修身齐家”开始。为了缓解苦闷消极的情绪,他致力于用文学疏解个人情怀,其率真的性格在这时候流露出来。他经常自嘲:“自笑平生为口忙,老来事业转荒唐”。自己非但没有给家人带来荣华富贵,反而一事无成,连累亲友一起遭罪。

在黄州的生活十分穷困,连住处都是朋友帮他申请的城东军营废地,只能节俭度日。每逢月初,他把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,每天用画叉挑一份取用,用不完的就用大竹筒储存起来日后用来招待宾客。到黄州的半年后的元丰三年(1080),他的积蓄就用光了,这让他十分忧虑。苏轼曾和朋友的书信中写道:“此中百般粗糙,江边弄水挑菜,便过一日。”

但苏轼作为一个乐天派,封闭了几个月后,豁达的性格终究使他走出来,他在当地结交了许多朋友,其中既有季常等高雅之士,也有樵夫等平民白丁。他对此也很自豪,自述道: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,下可陪卑田院乞儿。”

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,苏轼渐渐走出了贬官的阴影,放下了往日的功名荣辱,积极享受生活。还发掘了美食家的天赋,研究菜谱,兴致勃勃地写了《猪肉颂》《二红饭》等作品。到黄州一年体验了世间百态后,他反思自己过去的三十年,自认为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升华,“故我非今我”,这标志着苏轼已经克服了心理障碍。

因此,元丰四年(1081)正月,他在去岐亭时写了一首诗:“十日春寒不出门,不知江柳已摇村。稍闻决决流冰谷,尽放青青没烧痕。数亩荒园留我住,半瓶浊酒待君温。去年今日关山路,细雨梅花正断魂。”此诗名为《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》,这一年多来,他结识了潘生、古生、郭生等新的三位好友,虽然生活条件艰难,但有半生好友、一壶浊酒,还有这初春的生机盎然景色,此生足矣。

苏轼有文人常见的“寒梅情节”,对梅花可谓是情有独钟。“数枝残绿风吹尽,一点芳心雀啅开”,也正是这种无畏寒冬的“寒梅精神”,让他获得了新生。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乐天派文人,即便身处逆境也不自怨自艾,而是投身诗书、拥抱佛老,达到随遇而安的境界。

他生在一个积弱的北宋朝廷,所有有志之士都竭尽所能扭转乾坤,其中就有苏轼这样闻名天下的才子。苏轼夹在党争之间苦苦挣扎,难以自保,最终逃不过坎坷命运。但他的一生依旧充满了旷达豪放,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样在几经沉浮、命悬一线后还能保持平静悠然的心境呢?

每个人在低谷时都应该读一读苏轼的这首《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园》,他的诗词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,对生活的热爱,对仕途的感触,对过往的淡然。正如林语堂先生在《苏东坡传》中这样评价苏轼:“总之,我们所得的印象是,他(苏轼)的一生载歌载舞,深得其乐,忧患来临,一笑置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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